406工地有个医疗保健站，站长叫万国信，籍贯不详主机宝建站。万大夫曾是国民党军医，医疗技术非常精湛。据说他属于起义人员，后来被我军留用。万大夫长得慈眉善目，不管谁找他看病，他都一丝不苟。说话轻声细语，你如果不认真听，有的话也许就错过了。

纹革来了主机宝建站，整个406工地一时间风起云涌、如火如荼。高音喇叭震耳欲聋、大紫报铺天盖地，但旧军人出身的万大夫竟然毫发无损。也许是因为人人都用的着他？也许是因为他谁也不得罪？反正万大夫照常受人尊敬，谁也不恨他。

保健站在406工地的西侧，占地面积不大主机宝建站。那是一溜平房，大约有七八间，后面开门，用一条走廊贯通，可以抵御北方春季的寒风与沙尘。每间房大约有十几平米，白墙素净，充满清淡微香的消毒水味道。保健站有四五个大夫、两三个护士。门诊室穿白大褂的大夫颈挂听诊器，望闻问切后伏案写方开单；注射室的护士们忙于给病人输液打针；药房的小窗外常有人在排队取药。外面施工机械喧嚣，人声嘈杂，室内静谧，粗犷的工人也会噤声。

当年，公司规定，职工看病配药原则上都要在工地保健站。小病、慢性病配药不出工地，急重病保健站开出三联单方能到市里的医院就诊。

那时，泡病假是很平常的事情。既然休病假不扣一分钱，可以睡懒觉，可以去逛街，何乐而不为？然而，一般情况下哪个医生也不愿、不敢违规乱开病假。俗话说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虾有虾路，蟹有蟹路。当年，为了能方便地开到病假，私下里用小恩小惠和医生搞好关系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规则。

说实话，大多数厂医都还是具有同情心的，如果工地上不忙，他们有时也会做个顺水人情。如果投产在即，一般医生是绝不敢违规的。

听师兄们说，还是青山区四医院的大夫们好日哄。进门诊室前，先喝上一大杯开水，进去就让大夫量体温，大夫保证说你发烧，保证给你开假条。我也常去，屡试不爽。

也有笨人，我的一个师傅，看见别人经常泡病假有些眼红。那年初秋一天的早晨，他身穿小棉袄，头顶棉帽子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去青山区四医院看医生。他挂好号后，进了内科门诊室。两只手抱在胸前，嘴里一个劲地哼哼着，说话间还不时抽吸两下鼻子，表现出鼻塞流涕等感冒现象。

坐定后，大夫拿出体温计说，咱们先测量一下体温，看看是否发热。他接过体温计后就把它塞在左侧腋下，不到二分钟就急不可耐地抽出来交给了大夫。体温计显示42度。大夫倒吸一口凉气，惊诧万分。他突然发现患者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鼓鼓囊囊地，便伸手去摸。师傅起身躲闪，突然有一物从腋下掉出。大夫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个小热水袋。“由你奸似鬼，也喝洗脚水”。事已至此，他只好落荒而逃。

1966年下半年，一天一个老病号来找万大夫看病，万大夫看他面色萎黄，身体异常消瘦，于是让他平躺好检查腹部。经过触诊，万大夫发现他肝大异常，而且硬若结石，便随手给他开了一张假条，并嘱咐他，按时吃药，好好休息。又给他开了一张三联单，让他抽时间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那个老病号苦笑着说：“不用了，还是给国家节约点钱哇。”然后站起身来后退两步，冲万大夫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，扭头就走了。

万大夫有些奇怪，看个病而已，值得行这么个大礼吗?正纳闷着，保健站的张大夫进来了：“万大夫，你咋敢给他开假条?他刚才找了好几个，没人搭理他。”万大夫问：“咋回事?”

张大夫说：“他是阶级敌人，最近又查出有海外关系。”

万大夫说：“你说他是阶级敌人，我咋能知道？他脸上又没写着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给人看病以前，还得先检查病人的身份？‘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’里还有‘不虐待俘虏’这一条呢，再说‘治病救人’是我们医生的天职啊。”

张大夫说不过他，忙他的去了。

那些年，我也常找万大夫看病。有时工作太累，不想上班，就去找他泡病假条。有时他开给我了；有时，再三央告也不肯开。他总是声音细微地重复说：不需要休息、不需要休息，多喝点水就行了！

蓦地，想起娇痴娴雅，貌美如花的薛大夫来，她是1969年从包头医专分来的。当她穿着洁净的白大褂往工地送医送药时，翩若惊鸿。不仅工人们都停工驻足，就连施工机械也都熄火了。而她坐定在保健站诊桌前，一长串想请病假的人就往她那边逶迤排去。人们都说，薛大夫不但人漂亮，还菩萨心，不会随便让去请假的人愿望落空。一天，我坐她对面心里就打鼓，虽心慌，心率加速也有限。诊断毕，见薛大夫写在诊断记录上的字是：心率每分钟90，基本正常。这种情况，在其他医生那边应“婉拒假单”，薛大夫则朱唇微启，露出一行碎玉，莞尔一笑：“睡得不好吧？”我紧张，结舌无语，只羞愧地点头。她纤手取过空格的假单，几秒钟划拉几笔：病休半天。又婉言：“晚上不要胡思乱想，镇定入眠。”在我感激涕零之际，她已微笑召唤下一位患者。

听说薛大夫的弟弟也在土建工地瓦工班受苦。她深知建筑工人的劳苦，每逢面容憔悴的工人，常怀恻隐之心。

薛大夫一笑两个酒窝，迷死那些常年在工地上苦熬干㸆的光棍儿们。师兄师弟们为了眊她，经常结伴去保健站看病。有个家住东河区的二虎蛋，是个油皮，常常去骚扰人家。找她开“维生素B”时，故意不说“素”字，只说：“给额开点‘维生B’！”弄的薛大夫脸红如布。还是那个家伙，有一回打针，故意把裤子脱到鞋跟，屁股顿时一览无余，气的那个护士大骂：“讨厌！”

一天，一女工来保健站看病，样子非常痛苦。薛大夫一边检查一边问那个女工哪里难受？女工回答：痛经。也来看病的二虎蛋突然来了一句：“你是哪股经痛啊？痛的这么厉害……”保健站的护士，病人集体凌乱了……

二虎蛋家住东河区红星剧场附近。人们问他住哪？他从来也不好好回答，只说“红星星！”让人捧腹。“红星星！”属于隐语，离开雁北、内蒙古西部，别处的人听不懂。

长时间在工地，脚底扎钉子是难免的。不敢绝对说，起码一半人有过扎钉子的经历。扎钉子之后要先用木板或鞋底猛抽脚底，让里边的血尽可能多地流出来，然后再去保健站进一步消毒包扎打破伤风针，不然铁锈在肉里面很容易引发感染。我每次被钉子扎了脚，喜欢让薛大夫处理。薛大夫浅笑盈盈、美目顾盼，十指纤纤如嫩荑，玉臂白皙如凝脂。那时，我不喜欢洗脚，一脱鞋苍蝇蚊子都退避三舍。然而薛大夫服务态度非常好，从不为此蹙眉疾首，总是用酒精棉球细心地为我擦拭伤口。擦拭过的地方与未擦过的地方黑白分明、冰火两重天。因此对我来说，脚掌被扎、犹如艳遇。

保健站注射室有个葛大夫，是从部队上下来的，身材魁伟、热情健谈。后来听说不到五十就死了，是气死的。他在部队时是卫生员，没有学历，因此没有处方权，改开后也没评上主治医师。每天精神恍惚，终因抑郁症自杀而死。

打针是葛大夫的长项。我亲见过他打针，从冒着蒸气的钢精锅中取出玻璃针管。用镊子将一枚亮得刺眼的针头插到针管上，然后放在一边。再用镊子向一个装有药水的小玻璃瓶头部狠狠地击去。碎玻璃飞向地面的声音刚落，葛大夫又将长长的针头伸进已经没有了尖头的药水瓶。滋啦一声，药水被迅速吸引针管。这个动作完成后，他还喜欢将小玻璃瓶倒悬在针管上，将药水瓶内的东西一滴不剩地吸完。随之将针管向空中轻轻一举，之后细细的一股药水飞出得老高。当他将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，一手拿着酒精棉球，一手拿着针管，走向已经趴在诊疗床上露着屁股的病人。说话间，只见病人身子猛然向前一挺，已经万事大吉。

二虎蛋经常称呼葛大夫为葛护士，有些轻侮戏弄。葛大夫自然有办法整治他，本来注射时应“两快一慢”，即进针、拔针快，推药慢的方法。进针和拔针快道理是相同的，都是减少组织损伤，缩短病人感受疼痛的时间；注药慢，是利于药物在局部组织的吸收，减轻药物的刺激性。而葛大夫对二虎蛋施行的是“两慢一快”，虽然二虎蛋疼的哭爹喊娘，但人们都说他是在装孙子，葛大夫给别人打咋就不疼？就你蝎蛰的不行？后来二虎蛋见了葛大夫躲着走。

其实葛大夫为人还是挺和善的。一天，一位从包钢来的工宣队员捂着疼痛的胃部,愁眉苦脸来到保健站。一进门,他就发现葛大夫坐在门诊室里。他大大咧咧地在葛大夫面前坐下,用轻慢的语气问道:“喂,那位老大夫呢？”“出诊了。”“你看病吗？”“当然看。”“不过你行吗？”“试试看吧。”葛大夫似乎没有察觉出自己受到的轻视,仍然神态可掬,认真而且不失温和。那位工宣队员无可奈何地咕噜了一声，开始向葛大夫诉说自己的病情，葛大夫操起听诊器给他检查。

保健站还有个女大夫长得娇小玲珑、娇痴娴雅。老公是工程师，毕业于西南交大。为了老公的提拔，她没少费心，甚至有人说她因此被领导潜规则。后来老公虽然高升，却因此有了外遇，常常在外面鬼混不回家，她在家暗自落泪。但是，这个大夫很要面子，常常在外人面前强颜欢笑，只有在家关住门时才和老公闹腾。在外面，一旦听到别人议论她的老公，她还会责骂人家：“不要造谣好吗？我们老×可不是那样的人！”所以尽管外面议论的沸沸扬扬，她老公后来的升迁并没有受到影响。

法大夫法土卖，新疆维族人，也是个白领丽人。估计她的祖先来自地中海或中亚，白种人的遗传基因在她的脸上突显。关于法大夫，我在怀念她老公的文中已经提及。未曾说到的是，法大夫的儿子娶的是天津大学高材生，土建工程师、右派分子李光祖的女儿。她的儿子是个帅哥，李光祖的女儿也属靓妹。后来，她儿因车祸身亡，李光祖的女儿至今孀居。

去年，法大夫曾与我们两口子结伴去台湾。革命热忱尤甚的法大夫，坚信马列一辈子，但环岛游八天，回来逢人就说台湾好、马英九好。我曾提醒她：“和老人们可以说，不要和孩子们说，虽然我们快要交代了，但还要激发孩子们的革命信念！”

保健站有个女护士叫曹宜洁。天津人，非常健谈，属于自来熟。她的老公李长庚是内蒙电管局的工程师，纹革中属“发动技术权威”。她面相有点老，人们都叫她曹老太太，其实她那时也就四十出头。曹护士非常喜欢我，我一去找她看病，她总是一边拉住我的手细细地摩挲，一边注视着我说：“多好的孩子，今年十几了？”我回答：“十七”。她长叹一声后说：“这是咋啦，怎么这么小的孩子也打成了返革明？”后来我才知道，其时她的老公也正在呼市被批*。

曹护士过去在医院当过多年的助产士。一天中午临近下班时，一个女工抱着孩子前来找她。那个女工二十几岁的样子，怀里的孩子用破旧的工衣裹得严严实实。　　

原来这孩子是她的第一胎，因为出身不好，离预产期还差几天，工地也不让休息。这天，她正在干活时，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就生了。因为胎盘还没娩出，她自己又是头胎不知道怎么办，于是就拿工衣包着胎儿步行来到保健站。

旁人根本看不出她怀中的胎儿是刚生下来的，脐带与她和胎儿仍连在一起。孩子很乖，安安静静一点不哭闹。她一进保健站就把胎盘娩出了，曹大夫帮她简单处理了一下，她没住院就直接回家了。

记得那时，如果身体不适，胃纳不佳，还可以去保健站开病号饭条子。条子送到食堂，食堂专门有厨师开小灶做病号饭。不过一般人没病时，不会为了一口吃喝去找大夫，因为出了406工地的大门，自己花钱，不愁买不到可口的食物。

那时的师傅们，家属的药费可以报销一半。万站长一签字，马上就能拿到现钱。这对于老婆在农村的人来说，无疑是个福音。我常常想，如果不搞文华大革明，政府一心一意搞生产，多盖些住房、细粮再多些，社会主义其实也挺好的。

突然想起，1969年3月，我在“挖***死党，肃***流毒”的运动中，因为被打成“*人党骨干分子”而拘押。一天，保健站来了几个大夫进入我的囚室，要给我注射疫苗。我侦探谍情小说看的多了，包括福尔摩斯探案以及日本“731部队”的人体试验秘闻，死活不让他们打。几个大夫执意要给我打，我愈发生疑，唯恐他们麻醉我后，摘走我的器官，于是哭闹不已。他们只好悻悻然地走了，现在想来实属多虑。

那时，我的皮肤非常白，是个可爱的小男孩。记得薛大夫三十年后见到我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啊呀，那时你的皮肤多好呀！咋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”她也许不知，此时她也美人迟暮，风华褪尽、艾发衰容。

不才离开406工地已近五十年了。二十年前我曾故地重游，站在保健站的颓垣残墙前，怅然若失。那些残破的建筑，因为承载着我们的情感而显得弥足珍贵，一旦它们消失，我们的情感就再也无从寄托了。